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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安
9月1日，新版固废法已正式实施。在明确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原则的同时，新《固废法》也对工业固废提出了新要求，即产生工业固废的单位应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同时，强化产生者责任，增加排污许可、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等制度。
“埋不了、烧不掉、没人要”，这是业界对于工业固废的普遍看法。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中国工业固废产生量占到固废产生总量的八成以上，工业固废主要包括粉煤灰、煤矸石、工业副产石膏、冶金工业固废等7种大宗工业固废。近年来，与我国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迅猛发展相随而生的，是一年超过33亿吨的工业固废产生量。另据公开数据，产生量持续攀升的工业固废年均产量已高达40亿吨，累计堆存量超过600亿吨。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同样反映了这一趋势。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8.6亿吨，处置量3.9亿吨。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总量为4.6亿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9.7%。初步测算，201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5.43亿吨，比上年增加1.68%。分地区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高。
此前有多部国家相关文件提出，到2020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3%。另据招商银行研究院分析指出，同一时期内一般工业固废产量将达30亿吨。然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一目标的实现仍有巨大的挑战。循环经济“不经济”的问题仍是制约固废综合利用的“肠梗阻”。通常情况下，对一般工业固废的处置方式主要为综合利用、处置、贮存及倾倒。
但现实是，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利用处置总量的41.7%，处置和贮存分别占比18.9%和39.3%。行业壁垒的束缚，使多种工业固废协同利用的技术创新和成熟技术的快速大规模推广受到限制。加之工业固废处理需要特殊设备以及专业的技术人员，工业固废处理成本较高。企业往往会缺乏压力和动力去主动消化固废、实现循环再利用。
同时，低效、低值的处置方式亟待扭转。由于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品成本高、利润空间小，而且工业固废利用企业普遍小而散，技术含量低，整合利用资源能力差，难以获得规模效益。以粉煤灰为例，传统填埋方式占用土地，而制备建筑材料、改良土壤等回用渠道，利用率不高、附加值偏低。同时受地域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同地区工业废弃物产生、堆存及综合利用情况差异较大，其中粉煤灰尤为突出。
为此，业内专家建议，以工业固废的协同利用为核心，以整体利用和高附加值利用为手段，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带动循环经济整体增长。通过废纸利用产业群、再生金属高值化骨干企业、退役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和基地建设等多个渠道，实现固体废物协同处置、上下游协同利用、区域内及区域之间协同消纳、处置设施间的协同共生等。
而从市场层面看来，其中蕴藏的巨大市场机会和经济效益也使工业固废有望成为风口。新固废法实施将导致违法成本上升，从而提升企业配置固废令相对应环保设备的需求，将有效打开工业固废成长空间。“十三五”末，我国在环保领域的投资将达到17万亿，其中固废领域的投资额达到4.5万亿元。按照675元/吨的处理产值，则同期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理规模约5898亿元。
